曾孝濂 把花草画进书本里(讲述·一辈子一件事)

  曾孝濂作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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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年轻时的曾孝濂(左二)在创作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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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曾孝濂近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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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人物小传

  曾孝濂:1939年生,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教授级画师、工程师、植物科学画家;长期从事科技图书插图工作,已发表插图2000余幅;20岁进入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,参与《中国植物志》植物标本图创作;美术作品曾在世界多国展出,出版《中国云南百鸟图》《花之韵》等画册。

  

  前不久,八十高龄的曾孝濂赶到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,来看看自己那幅《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》,为了这幅长2.5米、宽1.17米的植物科学画,他耗时半年记录37种原产中国的植物。“花了180天,值了!我的任务就是让大家看到画后能感叹一句,哦,原来这些都是土生土长的中国植物!”虽已退休多年,曾孝濂却丝毫没有闲下来,时常一出差就是半个月——不是为了推广科学画,就是写生创作。

  历时30余年参与编纂《中国植物志》,已发表各类科学著作插图2000余幅,设计《杜鹃花》《绿绒蒿》《中国鸟》等九套邮票,又画了100幅花、100幅鸟……从1958年进入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开始,曾孝濂再也没有搁下过画笔。这几年,他还开始了自己又一项庞大的计划——再画100幅热带雨林大画。“小时候的爱好竟然成了一辈子的事业,我很幸运。”曾孝濂感慨道,这段与植物画的情缘,一续就是60年。

  “无一花无出处,无一叶无根据”

  作为全世界最大型、种类最丰富的植物学巨著,《中国植物志》全书近5000万字,记载了中国301科3408属31142种植物,仅目录索引就有1155页。曾孝濂和全国300多位植物分类学家、164位插图师,耗时45年才编纂完成。1959年,刚刚工作第二年的曾孝濂就有幸被抽调为植物志绘图员,为植物志画插图。

  “《中国植物志》是国之典籍,能够参与其中的插图绘制是我莫大的荣幸。”讲起当年的创作,曾孝濂依然流露出自豪。“能通过画画为国家做一点实实在在的工作,这辈子值了。”

  1958年,高中毕业的曾孝濂进入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,职务是见习绘图员。“主流派画家批评谁画得不好,会说你画得跟标本似的;可对植物科学画来说,画标本却是最基本的要求。”曾孝濂说,为了完成《中国植物志》的插图,不少美院的学生被抽调来;但植物科学画的严谨,让很多学生打了退堂鼓,反倒是像曾孝濂这样的植物科学画爱好者坚持了下来……

  “其实植物科学画比工笔画更难,一朵花是5个雄蕊还是6个雄蕊?这个不能画错。没有植物学知识做支撑,容易出错。”曾孝濂说,植物科学画必须要做到“无一花无出处,无一叶无根据”。

  最初,植物志插画一般是对照腊叶标本临摹的黑白线描图,但年轻的曾孝濂认为,插图不仅要画对,也要到大自然里写生,否则没有生命力。“所里领导和专家知道这意味着交稿时间会延长,却还是支持了我的建议。”曾孝濂说,当时在昆明植物园,为了跟花的自然衰败抢时间,他常常一整个上午不吃不喝、不上厕所,全神贯注搞创作。他每画一张画都先用铅笔打草稿,再给植物学家看,确认后才用钢笔着墨。这样大概持续了好几个月,曾孝濂画彩画的能力比早期参加工作时高了一大截。

  “每张画都不完美,但到现场画得会好一些”

  退休后,曾孝濂依然想要最大限度地利用时间,继续用画笔描绘自然。按照他最初的想法,他要画100幅花、100幅鸟,还要画100幅兽类。前两项已“交了作业”,第三项曾孝濂选择了放弃。“自然界中很难找到100种兽类安静地待在那里让我画,动物园里的兽类,总让我觉得少了些生命力。”曾孝濂说。

  画了60多年植物科学画,曾孝濂有自己的坚守。“不能为了好看,故意画错。每张画都不完美,但到现场画得会好一些。”曾孝濂说,没到现场,就没有生物在自然界中的第一印象,那种生命的状态就无法感受到。“那种感觉会引导着我的整个绘画过程。”曾孝濂说自己有“强迫症”,画植物一定是先看照片,对植物有了表象认识后,再去原产地观察植物的生长,拿到标本后进行全面解剖……

  并非所有的现场都那么容易抵达。为了画好绿绒蒿,曾孝濂爬上海拔4700米的白马雪山,在缺氧的状态下完成了画作。“没有到过那个环境,就见不到真正的绿绒蒿。那种生命的神奇,不到现场是感受不出来的。”

  野外写生和采集标本的艰辛超乎人们的想象,与蚂蚁、蚂蟥、马蜂、马路虱子的“亲密接触”更是常事。有次采集标本回来,曾孝濂就觉得身体不对劲,可由于太累倒头就睡着了;第二天醒来才发现,身上很多地方与被单粘在一起了,一数足足有42个血块。“那是我被蚂蟥咬得最多的一次。”别人听了往往惊讶,可曾孝濂却带着微笑,仿佛在讲述自己的幸福往事。

  野外写生最危险的是遇到蛇。有次野外科考遇到了呈攻击状态的眼镜蛇,曾孝濂没躲,反而拿出相机拍下了那一瞬间。“事后同伴说,离那里最近的医院足足有两个小时,要是被咬了,后果不堪设想……”

  “我想用画笔讴歌自然,让更多人来关注自然”

  如今,植物科学画可以用电脑合成,但曾孝濂依然认为手绘不可替代。“用电脑做出来的画,终究是呆板生硬了一些。”现在,曾孝濂越来越多地从单纯地画生物转为画“生态”。“我想用画笔讴歌自然,让更多人来关注自然。”他说,“人类不是自然界的主宰,也不是旁观者,而是其中的一部分。”

  曾孝濂说:“科学画的最高境界就是:在那儿,它就能迸发出生命的力量。我不期盼人人都喜欢这些画,但希望看画的人能关爱这些大自然里的生命。”他很喜欢陶行知的那首自勉诗:“人生天地间,各自有禀赋。为一大事来,做一大事去。”心怀对大自然最纯真最原始的关爱,画植物画、推广植物画,是曾孝濂这辈子唯一的“大事”。

  除了创作,曾孝濂也会时不时地当评委、做讲座。“随着《中国植物志》编纂完成,我们这个行当的人,退休的退休,转行的转行,我想让更多的人认识和接触科学画这个画种。”这几年,不少参加比赛的画作让他耳目一新,年轻人的涌现让他仿佛看到了植物画的春天。“当下的年轻人有了更多审美诉求,能唤起更多人对大自然的认同感和亲切感。”

  不过,曾孝濂有个信念:“不必要的社会活动,能少参加就少参加。”“画画的人,还是要靠画说话。”曾孝濂喜欢孤独,“孤独时能从大自然中学到更多。”

  年逾八十,曾孝濂又开始了自己一项新的创作计划:100幅以西双版纳热带雨林为题材的景观图。粗略估算了一下,一幅景观图最快也要半个月,即便按最快速度,也要花费5年时间。他还在期待自己的第十套邮票。“一息尚存,折腾不止,但愿能给我这么多时间!”

  

  科学画的未来,值得期待(记者手记)

  采访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教授级画师曾孝濂,计划被一拖再拖。早已退休的他,仍有很多工作安排。画画不易,但跟曾孝濂接触下来,记者却感受不到“难”。因为他的爱好恰恰是他的工作——热爱绘画,也热爱自然。

  曾孝濂最初从事植物科学画,是因为编写《中国植物志》的需要。“莫道桑榆晚,为霞尚满天”。并不高调的曾孝濂,这两年除了投身热爱的科学画创作,同时致力于科学画的推广。他希望有更多年轻人参与进来。这既是因为科学画之美,也是因为曾孝濂期待更多人来了解自然、热爱自然。值得欣慰的是,越来越多的人因为科学画的美而爱上科学画,还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专注于创作科学画。

  中国科学画的未来,值得期待。


  《 人民日报 》( 2019年12月24日 06 版)

(责编:白宇、岳弘彬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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